宋室南渡與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 – 若干詞彙、語法的例證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on Wu dialects via : Lexical and syntactic evidenc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on Wu dialects via : Lexical and syntactic evidence]

1. 引言

1.1 宋室南渡和臨安官話

北宋亡後宋室南渡。南宋建炎三年 (1129) 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升杭州為臨安府，亦稱行在所。紹興八年 (1138) 三月，移蹕臨安。臨安府治所錢塘、仁和兩縣升赤縣（京都），所轄余杭、富陽、新城、臨安、於潛、昌化、鹽官七縣為京畿縣。從此，杭州成為了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到德祐二年 (1276) 正月，元兵逼近臨安；三月，元兵攻破臨安城，挾宋帝、太后等北行，宋室繼續南渡，不過至此南宋已名存實亡。南宋王朝前後共 153 年，有整整 148 年定都杭州。

隨著宋室南渡，北方人口也大量湧入江南地區，其中又以首都所在地臨安府為最多。吳松弟 (1997) 指出，臨安在兩宋之交經歷了方臘起義和金兵南下等戰爭破壞，人口下降很大，定都之後人口才得以恢復和增加，城市獲得發展。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所載，從建炎初年 (1127) 到紹興二十年 (1156) ：「竊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輳駢集，數倍土著。」也就是說短短三十年間，從中原一帶來的北方移民已經在人口上大大超過了土著的吳語區居民了。

大量北方移民進入杭州的同時，也把汴洛一帶的宋代通語官話帶到了杭州。這種進入杭州之後的官話可以稱為「臨安官話」。¹

臨安官話對吳語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 一方面是直接產生了具有強烈官話色彩的杭州話。² 已經有不少著作（鮑士杰 1988；錢乃榮 1992b；Simmons 1992, 1995, 1999; 史皓元 1998； Norman 1997；徐越 2005；游汝杰 2012 等）指出，杭州方言具有濃重的官話色彩，³ 這在語音、語法、詞彙各個方面都有所體現。
• 第一，語音方面。鄭張尚芳 (2007a) 指出了 11 項臨安官話影響杭州話乃至吳方言的語音現象；游汝杰 (2011; 2012) 分析了杭州方言語音中的 12 項古官話成分；鄭偉 (2011) 在先行研究基礎上，又提出 6 項宋室南渡對杭州話的影響；此外，史瑞明 (1989)、游汝杰 (2005a; 2012) 等文認為杭州話「兒」尾詞的讀音 [ɚ] 也是受到宋室南渡的影響。
• 第二，語法方面。杭州話常用的虛詞「你、他、們、那、的、不、沒有」等都是受到臨安官話影響（游汝杰 2012）；此外，陳剛 (1988) 發現杭州話的「V-將-R」（如「打將起來」「走將過來」）結構不見於其他吳語，魏培泉 (2013) 指出「V-將-R」結構也只存在於除了杭州話的官話區中，所以兩位先生都認為杭州話的「V-將-R」結構很可能是南宋移民帶入杭州的；游汝杰 (2011; 2012) 認為，杭州話的反復問形式 V-neg-V 也是宋室南渡影響的結果。
• 第三，詞彙方面。鮑士杰 (1988) 等指出杭州話的「東西、鍋、家、穿_~衣裳」等詞是受官話影響的；游汝杰 (2012) 也指出了一大批杭州話中的官話來源詞彙，如「腦頭瓜_頭、帆、畜牲、晚上、鍋子、東西、事情、女兒、桌子、洗臉」。此外，筆者還發現不少杭州話中與其他吳方言不同而與不少官話方言相同的詞，如「伢兒_小孩、奶奶_祖母、雀兒_鳥、壁虎、廚房、下棋、說、耍_玩兒」等等。
• 另一方面，臨安官話不僅塑造了官話色彩濃重的杭州話，而且對杭州之外吳語的語音、詞彙、語法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 第一，已經有不少研究指出臨安官話對吳語區的重要影響，不過這些研究主要關注語音層面。如曹志耘 (2006) 指出，宋室南渡對浙江尤其是沿錢塘江及其上游地區的方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地區至今仍存在著一種被當地人稱為「浙江官話」的文讀系統，起到了地區共同語的作用；王洪君 (2009) 也指出，宋室南遷至杭州，北方通語進入吳語地區形成了新的層次；Norman (1997) 認為常州、蘇州、上海等地吳語全濁上變去是受臨安官話影響的結果；王福堂 (1998)、徐越 (2007) 認為吳語聲調中次濁上歸陰上的現象來源於宋室南渡對吳語的影響；陶寰 (2003) 認為大部分吳語地區侯韻早期讀 *eu，這個讀音是宋室南渡帶來的；郭麗、陶寰 (2010)、王軼之 (2011) 的研究都表明，吳語從母讀塞擦音 ʣ 的現象也是宋室南渡之後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鄭偉 (2010; 2011) 指出吳語梗攝二等幫組讀 oŋ、oʔ 也是受臨安官話影響的產物。
• 第二，對吳語地區的詞彙、語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這方面學界關注較少。游汝杰 (1993) 認為吳語的反復問結構 V-neg-V 來源於宋室南渡對吳語的影響，是這方面少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關注這個問題。
• 第三，除了官話色彩明顯的杭州之外，陶寰（私人交流）認為，金華、衢州、上饒城區也是類似杭州話的半官話方言，這些也都是臨安官話影響的結果。

現將很可能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詞彙、語法成分臚列如下：「東西」{物品}、⁴ 「地方」{地方}、「灰塵」{灰塵}、「兄弟」{弟弟}、「房子」{房屋}、「項」{脖子}、「臉」{面部}、「掠子」{梳子}、「鍋」{菜鍋}、「下飯」{菜肴}、「蛋」{禽類、龜蛇的卵}、「圈」{養豬、牛等家畜的棚欄}、「立」{站立}、「蹲」{下蹲}、「聞[v-]」⁵ {鼻子聞}、「穿、戴」{穿戴}、「繫」{繫鞋帶}、「抬」{多人抬}、「煠」{油煠}、「回」{返回源點}、「入」{性交}、疑問代詞「啥_什麼」、疑問代詞「多少」、並列連詞「同」、體標記「了」、反復問結構「V-neg-V」等。限於材料和篇幅，本文討論其中的六個詞彙、語法項以窺全豹。

1.2 工作假設

下文把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詞或者結構稱為「官源詞」和「官源結構」，統稱「官源成分」；而把之前吳語固有的詞或結構稱為「固有詞」和「固有結構」，統稱「固有成分」。

本文討論宋室南渡對吳語的詞彙、語法的影響，涉及到兩個問題：如何確定某個成分是官源成分而非吳語的固有成分？歷史上官話影響吳語最主要是永嘉南渡和宋室南渡這兩次，那麼如何證明該官源成分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之中的而非之前的永嘉南渡帶入的？下面分別討論。

1.2.1 如何確定是官源成分？

我們認為，要確定某個詞彙、語法項是官源成分，至少需要滿足以下兩點：

• 第一，該成分至晚在北宋時期就已經在官話中存在，這是該成分能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的基礎。第一點主要需要借助於漢語史的研究成果。
• 第二，該成分原本在吳語中不存在，並非吳語的固有成分。由於現存較早的長篇吳語材料是明末的 《山歌》，更早的方言材料較難找尋，因此在文獻上不易找到直接的證明材料，本文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作為證據來判斷：

  （一） 借助方言地理學的「ABA 分佈」和「周圈分佈」。如果某個詞形（或特徵）A 分佈在另一詞形（或特徵）B 兩側，這種分佈在方言地理學中叫做「ABA 分佈」；如果某個詞形（或特徵）A 中間包含著另一詞形（或特徵）B，這種分佈在方言地理學中叫做「周圈分佈」。 （岩田禮 2009: 20–21） 兩種情況如圖 1 所示：

  [Image omitted: See PDF]

  筆者認為造成 ABA 分佈或周圈分佈的可能原因有：一，A 原本為連續分佈，B 是方言內部創新形式；二，A 原本為連續分佈的，B 由移民從其他方言中帶入；三，遠隔的兩地平行演變出 A；四，部分使用 A 形式的人群越過 B。由於宋室南渡的汴洛移民帶來臨安官話，其主要影響範圍是杭州及其周邊區域，對吳語的影響方式屬於「空運式」（岩田禮 2009: 17）或「蛙跳式」（周振鶴、游汝杰 1986），而杭州恰好在吳語的中心地區，因此這是產生吳語地區「ABA 分佈」或「周圈分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方言內部證據。固有成分可作為語素降級保留在方言中，因此可通過這類成分窺測吳語固有成分的早期面貌；另一方面，如果某個成分構詞所用的語素以及構詞方式不符合吳語的情況，那麼也可以判定其非吳語的固有成分。

  （三） 整個東南方言的分佈狀況。相對於官話方言，整個東南方言的語言面貌顯得保守，如果大部分東南方言的表現相對一致，而唯獨杭州一帶的吳語方言表現特異，那麼可以藉助整個東南方言的情況間接證明吳語地區的早期固有形式。

1.2.2 如何證明是宋室南渡的影響？

確定了某個成分是官話成分之後，第二步是要確定這個官源成分進入吳語的時間。歷史上，官話對吳語的大規模影響主要有兩次：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永嘉南渡，一次是南宋時期的宋室南渡。

本文的議題是要確定某個官源成分是宋室南渡影響的結果，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 第一，詞彙產生年代。如果該成分在漢語史中直到魏晉南北朝之後才產生，那麼可以排除其為永嘉南渡影響吳語的結果。
• 第二，地理分佈類型。由於永嘉南渡時定都南京，南京處於古吳語的北部，且處於現今吳語區域以北，因此對吳語的影響是由北往南（蘇南到浙江）推進的，所以在地理上可以看到南北對立的分佈類型狀況。趙元任 (Chao 1967) 指出吳語有北方型（江蘇）和南方型（浙江）的區分，張敏 (Zhang 2000) 認為吳語的南北分歧就是永嘉南渡影響的結果。我們可以舉一個詞彙上的例子說明，吳語中{人}義名詞有兩類，一類是用「人」，一類是用「儂」，其分佈為北「人」南「儂」的對立 (曹志耘 2008a: 39)。潘悟雲、陳忠敏 (1995) 已經證明，早期吳語使用「儂」作為{人}義名詞。「人」是永嘉南渡帶入吳語的，「人」與「儂」在地理上呈現南北對立分佈很好地說明了晉室南渡帶入吳語的成分的分佈樣態。而宋室南渡之後定都杭州，是從杭州或杭州附近的中心城市向四周擴散，因此地理樣態呈現以杭州為中心分佈。如果某成分只分佈於杭州一帶為中心的區域，那麼可以確定是宋室南渡影響的結果。
• 第三，參考宋代臨安官話相關文獻材料。周密 《武林舊事》、吳自牧 《夢粱錄》 等書中有大量臨安官話的成分，如果這些書中使用了這個成分，可以間接表明當時的臨安官話使用這個成分。
• 第四，現代方言的證據。由於臨安官話的直接源頭是中原官話，如果該成分主要分佈於現今中原官話和吳語，地理上呈現 ABA 分佈，那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成分是宋室南渡影響吳語的結果。

1.3 考察範圍及材料來源

吳語主要分佈在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根據 1987 年版 《中國語言地圖集》，吳語可分為太湖片（又分毗陵、蘇滬嘉、苕溪、杭州、臨紹、甬江六小片）、台州片、甌江片、婺州片、處衢片和宣州片六大片。

學界普遍認同徽語具有吳語的底層，但與吳語的分合存在爭議。尤其是浙江境內的嚴州片方言爭議更大，曹志耘 (2006)、Coblin (2008) 都認為嚴州片有與吳、徽語皆不相同的獨特性，不過由於其在詞彙方面與吳語關係更為密切（曹志耘 2006），所以本文將其歸入吳語中一併討論。由於宣州片吳語的詞彙、語法受臨近江淮官話影響較大（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09），徽州地區的徽語在詞彙、語法上也與吳語差別較大，本文除了{物品}義名詞部分會涉及到之外，其他均不涉及這兩處方言。所以本文所謂的「吳語」包括除去宣州片的吳語和具有爭議的嚴州片。

本文的方言地圖主要根據曹志耘 (2008a; b) 重新繪製而成。文中所引材料若無說明，一律為筆者本人田野調查所得。

下面首先對六個詞彙、語法項進行詳細分析，之後再討論官話與吳語相互接觸的機制和模式等問題。

2. 名詞

2.1 「東西」{物品}

2.1.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 (2008a: 119)，吳語表示{物品}的詞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物事」類（包括永嘉的「物色⁼」和淳安的「物件」），北邊主要分佈於蘇南、上海、嘉興，南邊主要分佈於台州東南部、整個溫州地區以及麗水的慶元、青田等地。另一類是「東西」（包括武義的「東西兒」），分佈於吳語的其他地區。「物事」與「東西」在吳語中呈現 ABA 的分佈樣態。

其中「物」類在宣州片吳語和徽州地區中也有分佈（曹志耘 2008a: 119）。如宣州片中，太平和青陽都說「物嘚」，石台說「物」；表 1 是引自趙日新 (2009) 一文的徽州方言材料：

{物品}義名詞在吳、徽語的分佈情況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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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 可以看出，如果加上徽語，那麼「物」類{物品}義詞在吳、徽語中的分佈可以看成是呈現對「東西」的近似「周圈分佈」。

2.1.2 歷史演變

我們認為吳、徽語早期使用「物」類詞（主要是使用「物事」）表達{物品}，「東西」這個詞是宋室南渡之後帶入吳語的。

認為「物（事）」是吳、徽語的固有成分，有以下幾方面的證據：

• 第一，從漢語史發展來看，早期漢語都使用「物」或「物事」。徐時儀 (2010) 指出，「物」「事」同義並列組成「物事」表示「物品、東西」，漢代已經出現，到唐宋時期，「物事」使用漸廣。由於徐時儀 (2010) 已經指明早期的南方作品使用「物（事）」，所以我們認為早期吳語也主要使用「物事」。
• 第二，從地理分佈來看，在吳語內部「物事」與「東西」呈現 ABA 分佈，在吳、徽語中呈現近似的周圈分佈。曹志耘等 (2000: 285) 在討論處衢片吳語時，已經指出處衢片的「東西」是北方官話的借詞；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45) 根據這個地理分佈做出推測：「吳語原來都說『物事』，後來從北方進來『東西』，原來的『物事』只保存在周邊的地區。」我們贊同此觀點。
• 第三，在使用「東西」的方言中，還能看到「物事」的痕跡。從曹志耘 (2008b) 可以看出不少杭嘉湖方言「什麼」說「何事」，例如筆者調查到德清_乾元、德清_新市、余杭_臨平分別說 a²¹zɿ³³、u⁵⁵zɿ³¹和 ɡoʔ¹¹zɿ⁵³，均由「何物事」省略其中的「物」發展而來。⁶ 這些方言表{物品}都用「東西」，存在「何事」表明早期使用「物事」類詞表示{物品}。紹興話中用「肚裡物事」一詞表示「內臟」之義，桐鄉方言用「補物事」表示「補品」，上虞方言打趣之時用「好物事」表示「好東西」，三地均用「東西」表示{物品}，「物事」作為構詞語素仍然保留在這些詞中。
• 第四，曹志耘等 (2000: 285) 指出，處衢片的常山、玉山「東西」的「西」不讀陰平，而讀陰去，調類不對應，作者認為這種不對應可以看做是「東西」為處衢片中非固有詞的一個旁證。我們同意這種說法，「東西」是作為整體進入常山、玉山的，原來的語音形式一併被借入了。

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45) 認為「東西」進入吳語經歷了「江蘇、安徽→杭州→寧波/浙南」的路線，並認為這是官話方言侵入吳語區的路線之一。這是從地緣接觸模式的角度考慮官話對吳語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江蘇、安徽的官話恐怕很難影響到浙江的省會杭州，官話對吳語的影響更主要是通過永嘉南渡、宋室南渡兩次大的移民運動以及歷代權威官話對吳語的控制而達到的，進一步的討論見 5.2 節。「東西」應該是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的，下面來進一步論證「東西」為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可能性。

漢語史研究表明，「東西」在元代已經非常常用（鄭張尚芳 2007b；楊琳 2012）。以下是元代{物品}義「東西」的例證：

(1) 主人家的 東西 ，休錯拿了去。

（《原本老乞大》）

(2) 但犯著吃黃虀者，不是好 東西 。

（馬致遠 《青衫淚》第3折）

此外，表{物品}義的「東西」還見於 《簡帖和尚》 中，例如：

(3) 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 東西 ，何嘗推許多日？

《簡帖和尚》 這個話本 《也是園書目》 列於「宋人詞話」類，但也可能經元人修改過。除此而外，沒有確切見於元代之前文獻的例證。⁷ 不過可以認為「東西」表{物品}義最晚宋代就已經產生了：一方面，由於「東西」指什物在元代已經非常常用，所以鄭張尚芳 (2007b) 就已經斷言，最晚宋代也應已誕生；另一方面，汪維輝（私人交流）認為，從例 (2) 可以看出，在元代「東西」已經可以指人，可見其功能已經非常發達，所以其歷史應該已經比較悠久，在宋代的口語中已經使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認為「東西」是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的，它以杭州為中心向四周擴散。明清時代，江蘇的江淮官話也從北往南將「東西」一詞滲透進臨近常州一帶的吳語。從「東西」在吳語區的廣泛分佈可以看出，兩股力量已經彙集成了合力。

2.2 「項頸」{脖子}

2.2.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 (2008a: 63)，吳語區{脖子}義詞主要有三類：

• 第一，「頭頸（骨）」類，主要分佈於吳語大部分地區。曹志耘 (2008a: 63) 寫作「頭頸」，不過前字的本字頗可懷疑。汪維輝 (2016) 認為這一類說法在吳、徽語區基本上呈大面積連續分佈，這樣的分佈特徵意味著它們有共同的來源，文章推測原始形式應該是「脰」而不是「頭」，理由如下：第一，南邊毗鄰的大片閩語區正是「脰」系，而且其中位於交界處的浙江慶元吳語和福建浦城吳語就是「脰頸」，因爲這兩個方言能區分前字的濁平和濁去；第二，在各地方言眾多的{脖子}義複音詞中，前字用「頭」的沒有第二例；第三，而使用「頭頸」的方言，可能是因為不知道「脰頸」的理據，而受到了「俗語源」的影響讀成了陽平調。汪文的語音證據極具說服力，除了慶元和浦城，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16) 指出，上海、湯溪、蘭溪_諸葛、磐安、東陽、永康、休寧、遂安、壽昌等地根據連調規則，只能來自陽去調的「脰」；陶寰（私人交流）指出，松江話{脖子}叫 [dɯ¹³⁻²²ciŋ⁴⁴⁻²²]，前字也體現了陽去的變調規則；再如富陽方言{脖子}叫 [dei²¹²⁻¹¹ʨiŋ⁴²⁴⁻³⁵]（盛益民、李旭平 2018: 189），前字也體現出了陽去的變調規則。可見吳語{脖子}叫「脰頸」的地區分佈非常廣泛，是這一類的本字，而說「頭頸」則是「俗語源」的結果。不過由於本字問題不會影響本文結論，下文寫作「頭/脰頸」。
• 第二，「項頸」，主要分佈於浙江境內，包括：原紹興府的紹興、蕭山、上虞、諸暨，原金華府的金華、浦江、義烏、武義，原麗水府的麗水、縉雲、松陽、景寧、雲和，原衢州府的城區，原信州府的上饒、廣豐。這個詞的地理分佈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即：位於府治所在地或者其周邊地區。
• 第三，「頸 X」類，包括「頸項」（靖江）、「頸脖（子）」（崇明）、「頸根」（丹陽、常州、宜興、溧陽等）、「頸骨」（海門、昆山等地）、「頸頸」（常熟）等詞形。這一類形式與鄰近江淮官話比較近似。⁸

三類不同詞形在吳語中的分佈可以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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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圖上看，「頭/脰頸」對「項頸」呈現周圈分佈。

2.2.2 歷史演變

孫凱 (2014)、汪維輝 (2016) 都考察了漢語中{脖子}義詞在方言中的共時分佈以及歷史演變。兩篇文章都發現，漢語方言中使用「項」的主要有三塊地區：關中及晉陝兩省的黃河沿岸，長江流域的西南、江淮官話，浙江中西部地區的吳語。

吳語用「項」與官話中分佈呈遠隔分佈。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17) 認為「項頸」是吳語的創新說法，不過作者認為無法解釋「項頸」的「項」的來源，因為周邊方言中找不到包含著「項」的說法。汪維輝 (2016) 也認為「項」的這種遠隔分佈是個謎，文章提出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吳語的腹地曾經也使用「項」，跟江蘇境內的江淮官話同源，這之間的「頸」是後起的；另一種可能是吳語地區的「項」是後來從北方引進的，相對於周邊的「頸」，是個新成分。本文贊同汪維輝 (2016) 的第二種可能性，並明確認為「項」是宋室南渡之後帶入吳語區的官話成分。

認為「項」是進入吳語的官源成分，證據如下：

• 第一，在周密的 《武林舊事》 中，表{脖子}只用「項」，而無「頸」。全書「項」出現兩次，一次為「項帕」（元夕），一次為「鵝項」（蒸作從食）。這兩個例子中「項」都是作為構詞語素，可見當時的臨安官話「項」用得非常普遍。
• 第二，汪維輝 (2016) 指出唐宋北方方言主要用「項」。根據曹志耘 (20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