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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互联网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想回答那个有关存在性的伟大问题：“宇宙中只有我们吗？”他已启动了一个项目，用两台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接收来自外太空的信号。四月他还公开了其他计划，要向40万亿公里以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派遣一支用激光束驱动、配备各种传感器的微型宇宙飞船舰队。

维珍集团的老板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和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都创办了航天企业，分别是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和SpaceX。理查德爵士想把太空旅游变成一个产业，而马斯克则将其终极目标定为“使人类能在其他星球上生活”。从前，空间竞赛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竞争所驱动。现在，其驱动力是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太空不是亿万富豪们想要征服的唯一前沿领域。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希望从干细胞里种出肉来，彻底变革肉类生产。马斯克希望通过沿密封管道“发射”乘客来“重新发明”铁路。大亨们特别热衷于逃避死神的计划。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宣称：“现代世界的一大未竟任务是把死亡从无可争辩的事实变成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甲骨文的董事长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说：“死亡对我毫无意义。一个人怎么会好好地在那里，然后就消失了？”两人都投资于各种商业冒险，试图找到扭转衰老的办法。俄罗斯互联网先驱之一德米特里·伊茨科夫（Dmitry Itskov）表示，他的目标是活到一万岁。

富人拥有宏大的想法，历史上满是这样的例子。创办17世纪的伦敦公司（London Company）等企业的富商大贾想要建立横跨海洋的繁华帝国。整个20世纪30年代，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都在测试新型飞机并创下航空记录，几乎为此丧命。他还建立了一家目标包括发现“生命本身的起源”的医学研究所。但是，与当前情况最相似的是美国的镀金时代。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巨大的财富集中在那些自己创建公司的人们手中。正如Facebook和谷歌的创始人在其企业拥有控股权，安得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在各自的公司里也持有多数股份。政治体系无法应对变化的步伐：在美国，僵局与自满使其陷入瘫痪，在欧洲则被野蛮的激情所淹没。企业家通过新技术获得大笔财富，他们感到有义务插手干预，处理那些政客们无法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在他们失败后清理烂摊子。今天的政府可能大得多，但它的缺点一样显眼。

当时，英国的威廉·利弗（William Lever）、印度的塔塔（J.N. Tata）、美国的密尔顿·赫尔希（Milton Hershey）等众多实业家建立了企业城镇，其目的至少是跟工业文明的弊病做斗争，而有时候还想要创造新新人类。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炸药大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都醉心于永远消除战争的想法。亨利·福特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改善世界，包括消灭他无法忍受的奶牛。1915年，他把一船商界领袖与和平主义领头人带到欧洲，试图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把那些男孩从战壕里带出去”。 《纽约时报》的头条这样报道：“世界大战要终结圣诞节，福特则要把大战叫停。”1928年，他试图在亚马逊雨林中重建一个美国工厂区。

潮流在变化。当今的亿万富翁里没有一个人花费巨资去追求世界和平。但是，巨富们的心理似乎别无二致。自古以来，志在变革的亿万富翁都展现出了优点与缺点的奇异组合：计划宏伟夸大，但的确有解决问题的天赋；思想幼稚天真，但同时又有鲜活的想法；当然还有自大与无私并存。

这里还有很多自负的成分——富翁们正在竞相提出最引人注目的方案，一如他们争相努力经营最成功的企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亿万富翁的太空竞赛已经升级，从发射火箭进入轨道发展到发射飞船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也有许多努力用错了地方。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一亿美元的捐赠并没有让美国纽瓦克市（Newark）的学校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由于员工抗拒只供应美国食品以及强制跳方块舞等规定，福特的亚马逊实验土崩瓦解。福特要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航行沦为一场闹剧：新闻界把他的船重新命名为“愚人船”，挪威人则断定他得了“伟人疯狂症”（挪威语为Stormannsgalskap）。

然而，这种疯狂的利远大于弊。财力雄厚的企业家不仅直接增加了登月计划或者类似宏伟计划的数量，他们还引入了新思维。利用微型宇宙飞船和激光束而非更大的飞船和火箭燃料，米尔纳接触外星人的想法挑战了美国航空官僚机构一些未经检验的假设。最有才华的亿万富翁具备把宏伟的想法与强烈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天赋。通过商业管理般对细节的务实关注，盖茨基金会正在追求其消灭小儿麻痹和疟疾的目标。有时，宏伟的想法即便没有实现其终极目标，也能产生好处：纵然没有消灭战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诺贝尔和平奖仍然让世界变得更好。不把大多数人视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当成“有待解决的问题”，你就无法撼动世界。